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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唐是东西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期，胡汉之间、诸胡之间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，究其根本是诸族经济上的不自足性，诸“城国”受限于土宇局促、气候恶劣、地貌单一等原因，不具备产出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先天条件，对贸易较为依赖。汉使出关往往携带大量金帛财物交好沿路诸国，张骞也曾对大宛王言道：“今亡，唯王使人导送我。诚得至，反汉，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”。唐朝长安坊市间流传“胡人多宝”的说法，诸多粟特商人久居长安。此外唐廷在进行和亲、册封等时往往伴有丰厚的赏赐。唐与西域诸族广开互市，“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敕：诸蕃商胡，若有驰逐，任于内地兴易……其贯属西、庭、伊等州府者，验有公文，听于本贯已东来往。”经济上的往来互洽带动了西域的地区经济发展，史载唐时轮台、伊吾一带“禾菽弥望”，于阗地区“众庶富乐，编户安业”。经济往来还反映在物种交流上，如石榴、葡萄、苜蓿等自汉时传入内地，菠菜则在唐代出现于华夏士庶的餐桌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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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。尽管时代在变化，社会在发展，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。如果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，势必会失去灵魂、迷失方向，势必会遇到挫折、遭受失败。同时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，而是开辟出一条认识真理的道路。如果抛开坚持马克思主义来空谈所谓马克思主义的“发展”或“创新”，理论就会变成无根之浮萍；反之，如果抛开发展马克思主义来侈谈所谓“坚持”或“捍卫”马克思主义，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。正确把握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的辩证关系，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、揭示真理、笃行真理的过程。我们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发现规律，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。

在他看来，除了应当客观描述中国的经济成就外，世界也应当看到在面临社会、经济等问题时，中国与西方国家所采取措施的差异。在提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高房价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时，费拉纳直言，“西方崇拜财富，但如果财富不能共享，一切就毫无意义。”